懒得恋爱、不想结婚、恐惧怀孕生子… 相当数量的年轻人抱以这样的人生态度。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，过去三年间，****人口出生率由12.95‰，12.43‰，下降至10.94‰。
与此同时国内每年约有20万试管婴儿出生，并有上升趋势。那么，目前关于助孕的法律各国都是如何规定的？助孕会有哪些风险？腾讯新闻和镝数通过数据为您回答助孕是否是解决低生育率的“良药”！
管制真空的中国助孕市场 vs 成熟的海外助孕市场
据统计，目前全国从事助孕服务的中介已达四百余家，大多属于“地下交易”（数据来源：12月8日四川省法制与社会治理研究会主办的关于“助孕与道德和法律的理性思考”的高峰论坛）。中国地下助孕市场在近年来出现井喷式发展，就上海地区来说，仅2015年一年就有48000多对不孕不育夫妻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，其中38000多对做了试管婴儿。在花费数十万甚至百万元求子现象的背后，是旺盛的市场需求和已经完整形成的灰色产业链。
我国助孕市场价格较为混乱，按照不同档次有不同的定价，有不包成功的、包成功的、包生男孩儿/女孩儿的，从40万-135万不等。
而在世界范围内，助孕价格的波动更多取决于两个因素，即支付给的报酬和当地的生活成本。
美国一独立机构的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助孕相关服务费用做出估算, 一般来说，想要助孕的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包括支付给助孕者、卵子和精子捐献者、助孕机构、律师、保险、旅行、医院、药品和相关费用。
这些费用可以不用一次性付清，而是在助孕的过程中分期支付，一般在12个月内付清。可即便分期付款，助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昂贵的花销，不少人可能会为此付出一生的积蓄。
助孕现象背后——不孕不育者和失独家庭的递增
除了观念和生活压力导致的的拒绝婚育，不孕不育也是生育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之一。1992年，中国育龄人口中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仅为3%，而2011年年底，已然飙升至12%，更有部分地区发生率高达15%试管第三代胚胎淘汰率。据***报道，到2015年，中国不孕不育患者已超过4000万，不孕不育的无法治愈率达66%！
想要孩子，却有心无力，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了试管婴儿和助孕。
全国老龄办发布的《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(2013)》显示，至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100万个，并以每年新增7.6万个失独家庭的速度在上升。相关专家根据比例推算，1975年-2010年出生的2.18亿独生子女中，有超过1000万在25岁之前死亡。虽然放宽了生育限制，但他们大都已经错过年龄，几乎无法再正常怀胎生育。这种情况下，助孕成为了这些失独家庭最后的希望。
此外，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扩大，同性家庭和非婚人士对子女的养育需求也在增加。有调查显示，有57%的同性伴侣想要孩子，而其中71%的人希望选择助孕的途径来获得孩子。
助孕法在世界各地各不相同
包括法国、德国、瑞士、冰岛、芬兰、意大利、日本、巴基斯坦、保加利亚、葡萄牙、沙特阿拉伯、西班牙和土耳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禁止一切形式的助孕。
中国香港、英国、爱尔兰、丹麦、荷兰、比利时、匈牙利、加拿大、以色列、和新西兰禁止,即禁止助孕妈妈以除了正常生育补偿之外，获得额外报酬。尼泊尔、墨西哥和印度最近也禁止外国商业助孕。
少数国家, 如格鲁吉亚、俄罗斯和乌克兰, 允许商业助孕, 包括对外国人的助孕。
而在澳大利亚和美国, 相关法律因州、省和助孕类型而异。例如, 虽然新泽西州、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允许利他主义助孕, 亚利桑那州、内布拉斯加州和密歇根州明确禁止助孕合同, 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允许利他主义助孕--加利福尼亚州、康涅狄格州和加利福尼亚州。麻萨诸塞州对助孕友好, 使他们成为来自其他地方的夫妇的磁石, 并制定了严格的反助孕法。
而在中国，早在2001年，原卫生部颁布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第三条规定，“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助孕技术”。至2015年，全国人大常委表决通过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修正案之前，草案中也曾有“禁止买卖精子、卵子、受精卵和胚胎；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助孕”，并拟定了对应的法律后果。但最终表决通过的版本中，这一条款被删去。
确实，面对不断攀升的不孕不育率，和助孕的真实需求，因此即使在完全禁止助孕的国家，人们也可能通过私下的安排进行助孕，或是跨越国境到助孕合法的地方去助孕。所以，无论如何，助孕都不可一禁了之，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77%的中国人坚决反对助孕合法化
96%的英国人反对禁止助孕
人民日报曾在微博上发起**(后被删除)，“助孕合法化，你支持吗？”结果显示，81.5%的参与人“不支持(助孕合法化)。会带来社会伦理问题，细思极恐。”丁香园也曾在微博发起**，“人民日报暗示开放合法助孕，对此你持什么观点？”参与人数共1706人，其中有1316人表示“坚决反对助孕合法化”，占比达77.1%。人们更多担心的是伦理问题，例如，有人认为这是对女性生育权的买卖，是女性更加沦为生育工具的行为。
而在英国，对助孕是否应该被禁止的调查问卷显示：96.3%的人认为不应禁止助孕行为，而有近94.6% 的人认为助孕行为应该更加容易和透明。
无论助孕合法与否，目前都处于管制的真空地带，真实存在且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，不少机构已具规模。将助孕纳入公众讨论已是必要之举。
助孕的“副作用”
支持者认为助孕是一项基本人权, 符合个人选择自由和生育权利。助孕使女性能够自主选择是否要进行助孕，并为这样昂贵且具有风险的服务获得经济补偿。批评人士认为, 助孕构成了对女性的剥削, 鼓励提供子宫出租。而当商业助孕盛行时，女性生育的**动力可能会变成金钱，这将对女性的健康和社会产生严重的**影响。
而助孕的费用如此昂贵，许多家庭依旧不惜花费毕生积蓄一定要有孩子，很大程度是受到社会观念或宗教影响——婴儿被认为是成家的福音和必要条件, 许多国家认为没有孩子是一种耻辱。中国和泰国蓬勃发展的地下市场, 以及前往印度、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助孕, 反映了不断增长的需求。然而伴随助孕而来的质疑与纠纷也从未少过。
例如,当胎儿发育不良或有先天疾病的情况下，委托者是否可以要求助孕妈妈终止妊娠？如果助孕妈妈有医疗并发症, 导致多胎或流产, 助孕妈妈应该获得更多的额外报酬吗？ 如果在怀孕期间助孕妈妈或委托人死亡, 会发生什么？如果这两组父母都不想要孩子该如何办？婴儿是否获得委托者所在地的公民身份和法律权利？
随着生殖辅助技术的逐步发展和完善，以及通信和服务的全球化, 助孕不仅仅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，各地相冲突的法律导致跨地区的助孕现象也越来越多，关于助孕的国际准则和各方的利益维护也待讨论和出台。而无论如何，更好地保障婴儿的利益都应该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重点。
与此同时国内每年约有20万试管婴儿出生，并有上升趋势。那么，目前关于助孕的法律各国都是如何规定的？助孕会有哪些风险？腾讯新闻和镝数通过数据为您回答助孕是否是解决低生育率的“良药”！
管制真空的中国助孕市场 vs 成熟的海外助孕市场
据统计，目前全国从事助孕服务的中介已达四百余家，大多属于“地下交易”（数据来源：12月8日四川省法制与社会治理研究会主办的关于“助孕与道德和法律的理性思考”的高峰论坛）。中国地下助孕市场在近年来出现井喷式发展，就上海地区来说，仅2015年一年就有48000多对不孕不育夫妻寻求辅助生殖技术的帮助，其中38000多对做了试管婴儿。在花费数十万甚至百万元求子现象的背后，是旺盛的市场需求和已经完整形成的灰色产业链。
我国助孕市场价格较为混乱，按照不同档次有不同的定价，有不包成功的、包成功的、包生男孩儿/女孩儿的，从40万-135万不等。
而在世界范围内，助孕价格的波动更多取决于两个因素，即支付给的报酬和当地的生活成本。
美国一独立机构的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助孕相关服务费用做出估算, 一般来说，想要助孕的委托人支付的费用包括支付给助孕者、卵子和精子捐献者、助孕机构、律师、保险、旅行、医院、药品和相关费用。
这些费用可以不用一次性付清，而是在助孕的过程中分期支付，一般在12个月内付清。可即便分期付款，助孕在世界范围内都是很昂贵的花销，不少人可能会为此付出一生的积蓄。
助孕现象背后——不孕不育者和失独家庭的递增
除了观念和生活压力导致的的拒绝婚育，不孕不育也是生育率持续走低的主要原因之一。1992年，中国育龄人口中不孕不育的平均发病率仅为3%，而2011年年底，已然飙升至12%，更有部分地区发生率高达15%试管第三代胚胎淘汰率。据***报道，到2015年，中国不孕不育患者已超过4000万，不孕不育的无法治愈率达66%！
想要孩子，却有心无力，很多人把目光投向了试管婴儿和助孕。
全国老龄办发布的《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(2013)》显示，至2012年中国失独家庭已超100万个，并以每年新增7.6万个失独家庭的速度在上升。相关专家根据比例推算，1975年-2010年出生的2.18亿独生子女中，有超过1000万在25岁之前死亡。虽然放宽了生育限制，但他们大都已经错过年龄，几乎无法再正常怀胎生育。这种情况下，助孕成为了这些失独家庭最后的希望。
此外，随着社会开放程度的扩大，同性家庭和非婚人士对子女的养育需求也在增加。有调查显示，有57%的同性伴侣想要孩子，而其中71%的人希望选择助孕的途径来获得孩子。
助孕法在世界各地各不相同
包括法国、德国、瑞士、冰岛、芬兰、意大利、日本、巴基斯坦、保加利亚、葡萄牙、沙特阿拉伯、西班牙和土耳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禁止一切形式的助孕。
中国香港、英国、爱尔兰、丹麦、荷兰、比利时、匈牙利、加拿大、以色列、和新西兰禁止,即禁止助孕妈妈以除了正常生育补偿之外，获得额外报酬。尼泊尔、墨西哥和印度最近也禁止外国商业助孕。
少数国家, 如格鲁吉亚、俄罗斯和乌克兰, 允许商业助孕, 包括对外国人的助孕。
而在澳大利亚和美国, 相关法律因州、省和助孕类型而异。例如, 虽然新泽西州、宾夕法尼亚州和弗吉尼亚州允许利他主义助孕, 亚利桑那州、内布拉斯加州和密歇根州明确禁止助孕合同, 但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允许利他主义助孕--加利福尼亚州、康涅狄格州和加利福尼亚州。麻萨诸塞州对助孕友好, 使他们成为来自其他地方的夫妇的磁石, 并制定了严格的反助孕法。
而在中国，早在2001年，原卫生部颁布的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》第三条规定，“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不得实施任何形式的助孕技术”。至2015年，全国人大常委表决通过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修正案之前，草案中也曾有“禁止买卖精子、卵子、受精卵和胚胎；禁止以任何形式实施助孕”，并拟定了对应的法律后果。但最终表决通过的版本中，这一条款被删去。
确实，面对不断攀升的不孕不育率，和助孕的真实需求，因此即使在完全禁止助孕的国家，人们也可能通过私下的安排进行助孕，或是跨越国境到助孕合法的地方去助孕。所以，无论如何，助孕都不可一禁了之，都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。
77%的中国人坚决反对助孕合法化
96%的英国人反对禁止助孕
人民日报曾在微博上发起**(后被删除)，“助孕合法化，你支持吗？”结果显示，81.5%的参与人“不支持(助孕合法化)。会带来社会伦理问题，细思极恐。”丁香园也曾在微博发起**，“人民日报暗示开放合法助孕，对此你持什么观点？”参与人数共1706人，其中有1316人表示“坚决反对助孕合法化”，占比达77.1%。人们更多担心的是伦理问题，例如，有人认为这是对女性生育权的买卖，是女性更加沦为生育工具的行为。
而在英国，对助孕是否应该被禁止的调查问卷显示：96.3%的人认为不应禁止助孕行为，而有近94.6% 的人认为助孕行为应该更加容易和透明。
无论助孕合法与否，目前都处于管制的真空地带，真实存在且已形成完整的产业链，不少机构已具规模。将助孕纳入公众讨论已是必要之举。
助孕的“副作用”
支持者认为助孕是一项基本人权, 符合个人选择自由和生育权利。助孕使女性能够自主选择是否要进行助孕，并为这样昂贵且具有风险的服务获得经济补偿。批评人士认为, 助孕构成了对女性的剥削, 鼓励提供子宫出租。而当商业助孕盛行时，女性生育的**动力可能会变成金钱，这将对女性的健康和社会产生严重的**影响。
而助孕的费用如此昂贵，许多家庭依旧不惜花费毕生积蓄一定要有孩子，很大程度是受到社会观念或宗教影响——婴儿被认为是成家的福音和必要条件, 许多国家认为没有孩子是一种耻辱。中国和泰国蓬勃发展的地下市场, 以及前往印度、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海外助孕, 反映了不断增长的需求。然而伴随助孕而来的质疑与纠纷也从未少过。
例如,当胎儿发育不良或有先天疾病的情况下，委托者是否可以要求助孕妈妈终止妊娠？如果助孕妈妈有医疗并发症, 导致多胎或流产, 助孕妈妈应该获得更多的额外报酬吗？ 如果在怀孕期间助孕妈妈或委托人死亡, 会发生什么？如果这两组父母都不想要孩子该如何办？婴儿是否获得委托者所在地的公民身份和法律权利？
随着生殖辅助技术的逐步发展和完善，以及通信和服务的全球化, 助孕不仅仅是发生在一个国家内部的事情，各地相冲突的法律导致跨地区的助孕现象也越来越多，关于助孕的国际准则和各方的利益维护也待讨论和出台。而无论如何，更好地保障婴儿的利益都应该是首先需要考虑的重点。
